北京一零一中学——文革记忆
《吃蜘蛛的人》
—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
(11) 北京一零一中学
(13) 在风暴中心
小学五年级对我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11岁那年，某天我睁开眼睛，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曾是滞重混浊有如泥浆似的思维忽地变得清朗起来，像一道小溪在山间流淌。金色阳光跃然其上，紫月清辉蕴含其中，五彩星、七彩虹缭绕四周。这是个美妙绝伦的时刻。我像睡美人般醒来。按二姨的说法，是我的心"开了窍"。中国人相信智由心生，情与智就像孪生姐妹，都是在心中孕育而成的。
从那以后，数学成了我最喜爱的学科，成绩几乎保持满分，所有的题目都迎刃而解，我直纳闷过去怎么会觉得数学这么难。至于语文，尽管汉字写起来还是会出错，但眼下写字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作文，而作文靠的是一个人的思路和品味。
意识到这点后，我的语文老师便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他常在全班50个同学面前抑扬顿挫地朗读我的文章，还时不时加几句激赏的评语。每逢这种时候，我心跳加剧，满脸绊红，低着头，敛住笑，耳朵却如天线般竖起，一个音符接着一个音符地接收那美妙的韵乐。
我到底不笨，在春风得意的自信中，我踏入了12岁的少女时代。我身高日增，胸部隆起，初潮降临。在过去，这意味着我已到了论婚嫁的年龄。也许好几个媒人已经登门拜访过我父母，在背后议论我的终身大事。
再不然就是早在我出生前，父亲已为我"指腹为婚"了。几杯浊酒下肚，一时兴起，他便会对老朋友说："我们两家不论谁生姑娘，谁生小子，日后都让他们结为夫妻，我生女孩是你家媳妇，我生男孩是你家女婿。"这种朋友间的诺言比契约还管用，倘使日后有一方背信弃义，他便有辱祖先，为众人所不齿。
幸亏我生在新中国，到了12岁时，既不必做针线来准备嫁妆，也毋须祈祷上天赐我以良人，我自有另外的目标：在即将来临的入学统一考试中夺魁，考上一所尖子学校。当时北京市有二百多所中学，其中四所收分最高：城里的第四中和师大女附中，西郊的一零一中学和清华附中。西郊的两所中学离我家都不算远，但我们班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都把眼睛盯在一零一中学上。
听人说，一零一中不但在北京数一数二，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学校的老师是从几千名中学教师里遴选出来的，他们教学经验丰富，工作极端负责。学校的设施也是一流的。至于学生，他们不限于西郊，而是全北京的学习尖子，八成的学生是住校生。
如果一个人能考上一零一，他的前途无疑一片光明，三年初中足以使二流三流中学的学生望尘莫及，这样又可以在接下去的高中入学考试中稳操胜券。再过三年，大学之门将为你洞开。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历年来一零一中学百分之九十几的学生考上大学，许多人考上了全国最有名的几所大学，如清华，北大，哈军工等等；而在二流学校，升学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到了三流学校，不少学生干脆不参加高考了。
小学六年级时，满耳朵听到的都是这同一种论调，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同学的家长、小学校长、老师和所有的邻居都这么说。渐渐地我也觉得即将到来的升中学考试于我生死攸关，我一生的命运都由它决定。如果我考不上一零一中，我便完了，上不了大学，前途无望。一切让人艳羡的职业，如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授、外交官等等，全都与我无缘，我只配卖卖杂货、扫扫大街。补补臭鞋。这叫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从此我的脸上便刻了羞耻二字，一辈子都洗刷不掉。
这种预期给我造成很大压力。随着夏日的迫近，懒散而颇为自负的我也开始刻苦用功了。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不用人叫，我就跳下床，草草吃几口二姨做的烙饼，便来到校园背书。通常我6点半到的时候，大部分同学已经到了。每人都有一方自己的风水宝地，我喜欢在秋千上闭着眼睛大声背诵。我们的琅琅读书声汇成一条大河，在清凉的晨风中淌得很远很远。一个半小时后，火热的骄阳普照大地，校园铃声响起，8点钟正式上课。
7月中，关键时刻终于来临，我豁出去背水一战，不成功，便成仁。接下来是一个月坐卧不安的等待，有时我信心十足，陶醉于远大前程的憧憬之中，突然一阵阴影掠过，我的心会哆嗦一下，似乎从云间跌落深渊。晚上我睡不踏实，白天也免不了情绪低落，这种心境真可谓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父母貌似镇静，其实比我还焦急。终于有一天来了一封信，是录取通知书！多么不可思议，这么重要的文件原来是这么小，这么不起眼。然而我一生的命运就维系在这张纸片上。母亲急切地撕开信封时我几乎透不过气来，"北京一零一中学！"母亲兴奋得流出了眼泪。此刻，压在我心头的千钧巨石顿时化作了千枚彩蝶，在屋里欢快地起舞，飞向高远明媚的蓝天。当我回过神来，才发觉我已经走在去同学家的路上。
那天我看到了几多幸福的笑脸，也目睹了不少苦涩的眼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学生考上了一零一，这也算差强人意了。校长笑逐颜开，我们要感谢的老师反过来感谢我们，因为我们为母校争了光。
好消息传开后，邻居们纷纷来祝贺。不少家长趁机将我听到的那套理论灌输给他们将要在下一年参加统考的孩子。二姨又倒茶又端点心，脸上洋溢着开心的微笑。晚上，二姨拿出一个漂亮的铅笔盒，那是她早买好了藏起来的，这会儿给我一个惊喜。第二天，父母带我出去吃饭，父亲还奖励了我一套盼望已久的一百二十回《水浒》。此后的整个暑假，我又成了家中众人瞩目的明星，父母和二姨都引我为荣，炼黯然失色，退居下风。太可惜了。但他又能如何？他得等5年才有机会和我比试，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考进一零一。
9月1日，我去新学校报到。入学时我们得到一枚校徽，白底红字，锃亮锃亮的，从此我走到哪儿都戴着它。校徽总是招来不同人的或赞许、或羡慕的目光，这些目光颇让我受用。
不久我便发现一零一中与我过去就读的小学极为相似，大部分学生来自革命干部家庭，其余学生的父母也多是科学家、教授、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中科院和几所著名的院校就在附近。有些学生的家长甚至大名鼎鼎。就我所知，这些人的子女都是高分考人一零一的，60年代初，走后门还不大时兴。虽则是公平竞争，班上50个学生中只有两个女孩来自工人家庭，另有一个男孩来自附近的农村。那个男孩姓靳，有一年多我和他同桌。慢慢地和他熟了，不能算好朋友，至少比别的同学了解得多一点。他在班上似乎没有很好的朋友。
不知是因为他比我们稍大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有点儿像羊群中的骆驼。他的衣服是家里做的，不是在商店里买的，样子自然不会时髦，还打着补丁。有些高干子弟也穿打补丁的衣服，那是故意显示自己家多么艰苦朴素，这两种补丁味道就是不一样。我还听说他家经济困难，付不起5元钱的学费。每年他都要申请免缴学费。
除开这些，靳很聪明，脾气也好。有时我们俩觉得课上得没意思，就在桌子底下偷看闲书。我们一目十行，比着看谁读得快，课间休息时才讨论书里的内容。做这种事还得防着老师的突然提问，得保证问到我们头上时我们都能回答得上来，这给我们带来冒险的刺激和不小的乐趣。因为我们的座位靠后，老师从来没有发现我们。
却说到了初二，有一天，靳告诉我他要退学了。他说他父亲身体不好，家里需要他下地干活挣工分，也许他是家中老大。我没问。我有点儿茫然，也有点儿难过，不知该对他说什么。靳才15岁，一零一中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的。他在地里又能干什么！他家需要帮手，人民公社为什么不管？为什么非得让他辍学呢？但靳说这事他爸爸已经决定，明天起他就不来上课了。第二天他果然没来上学，也没给我或其他同学留下地址，从此便断了联系。
班上其余的学生照旧上课。一零一中的课程与外校无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悟出了一零一中到底是与众不同。这种不同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无处不有，弥漫在空气中，每天我们呼吸着它。它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浸透我们的潜意识。要说明这一点，也许我得先从我们的校名谈起。
校长王一之
一零一这个数字是校长王一之特意挑的，王校长年届70，向来备受学生爱戴。（其它学校可没这个特权，它们的校名是市教育局按次序排的。）王校长选这个数字，我听说，是为了让学生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即使我们得了100分，也不能固步自封，还得向更高的目标努力。这就是一零一的由来。
学校的老师常对我们说，这所学校不是培养一般学生的，它要把最可靠、最无畏、最优秀的青年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和艺术家。"你们本来就是出类拔萃的，但我们还要逼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你们培养成尖子中的尖子。"这类勖勉使我们自恃才高，不可一世。我记得当时有三类人最为我们所不屑。
第一类是外地人，常遭我们的讥讽，他们操一口滑稽而难懂的地方话，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显得土里土气。他们的想法尤其单纯幼稚，对于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一无所知，不像我们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总能从高干子弟那儿听来很多的小道消息。
第二类属"小市民"，虽然他们生长在北京，但他们的家庭毫无背景，父母既非干部，又非知识分子。这类人小鸡肚肠，鄙俗，胆小，自私，油滑，奸诈，最爱搬弄是非。他们就知道要小心眼儿，争点蝇头小利，有时还白忙乎，什么都捞不着。他们从早到晚鸡毛蒜皮，什么中国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他们根本就不关心。
第三类是我们的同龄人，那些考不上四所尖子学校的学生。他们显然是竞争中的落败者，与我们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须说了。即使另外三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也没有我们幸运：也许学习上他们尚可与我们一争高下，但我们学校的光荣历史可以上溯到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学校岂有此殊荣？况且一零一中还和那么多的名人有关联。
王一知在北京一零一中学办公室工作
我们的校长王一之是张太雷的遗孀，张太雷是赫赫的革命先烈，他在1927年发起著名的广州起义并在起义中牺牲。王校长本人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957年周恩来总理亲临一零一中视察。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上学时一零一中尚未成立，但毛的侄子毛远新却在我校上了整整6年学，后来"文革"期间毛远新与"四人帮"联手，弄得身败名裂，但在60年代初我们却为有他这样的校友而着实得意了一阵。我们学校的校歌是郭沫若作的词，当时郭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大名鼎鼎的诗人。这张名人录还可以接着往下开很长，这一切无不使我们感到极为自豪。
在我日间醒着的时候，我深为自己能人一零一中而庆幸。但在睡梦中，我却常为同一个梦所苦恼：一开始，我无忧无虑地飞跑在一条宽阔的大路上，四面鲜花似锦，绿草如茵。我踏出一步，就在我的脚离地的瞬间，突然失去了重力，整个人离开了地面，飘浮起来，飘到有两人多高。我怕极了，全身绷紧，幸好此时我上升的势头减缓，有一两秒钟我悬在半空，然后开始下坠。
我的脚才刚一踏到地，反弹的力再度把我送上天空。这次我升至一棵大树树梢之上，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吊在那里。我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想大叫救命，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极目处人影鬼影都不见一个。我死死盯住地面，像中了邪。这个高度足以令我丧胆。
上升的速度又一次减缓，我落回地面。下落时我瞪大眼睛，拼命搜索，想在地上找一件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一块石头，一茎植物，一眼鼠洞，任是什么都行，偏偏什么也找不到。我第三次被不可抗拒的反作用力托起，越飞越高，树木从眼前消失，蓝色的地平线半隐在薄暮中。我心知这次摔下去，准得粉身碎骨。惊醒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怦怦狂跳，不可抑制。
我很不解那些年为什么会频频遭遇这种梦境，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我却记不得白天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么是否只好将之归结于当时我心中隐隐感到的不安？我的周围是一群志向高远的青年，在新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是鹏程万里，而我呢？虽然在学习上我仍名列前茅，但政治上我却对自己少有信心。回想起来，有三件事令我尤为自惭形秽，这就是雷锋叔叔、劳动课和忆苦会。
雷锋叔叔在60年代初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伟大的普通一兵，他爱党爱毛主席胜过爱被旧社会夺走生命的亲生父母，时时处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同志春天般温暖。他生活异常俭朴，部队发的一点儿很少的津贴被他一分一分积攒下来，匿名捐给遭了水灾的人家，一捐就是几百元。类似的好事不胜枚举。雷锋还写过一本光辉的革命日记，如果把他当作一百分的话，我永远也达不到一百零一，和他相比，我八十九十都做不到。一事当前，下意识地我总是先为自己打算，然后才有可能顾及他人。此外，如果我说话不欺心，我怎能保证我爱党爱领袖胜过爱二姨和父母？于是我不免对雷锋叔叔暗暗怀恨，他那么完美无缺，使我无法不辜负老校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除了学雷锋，一零一中还有一门必修课，叫"劳动课"，每个星期整整一下午。上这门课的目的，据说是培养我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因为全体工人农民都热爱劳动，只有地主资本家才好逸恶劳。我不敢怀疑这种理论，但这门课却使人觉得无聊之极。整个下午，我们将煤渣从校园的前操场抬到后操场，几星期后，也许又将这堆煤渣再折腾回来。这叫什么事儿！干完活后，整个人灰头土脸，别提有多不舒服。劳动课的那个下午长得漫无尽头，等下课时，我已是精疲力尽。结果连晚上也搭了进去，看不了书，干不了其它事。到头来这门课教给我的只是对体力劳动心生反感，进而怀疑自己。我总想知道我的同学们是否真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热爱这门课。但这种问题，我不便问他们，他们也不便问我。
在校园里劳动不算，每个学期我们还必须下工厂或农村去劳动两周。开始时我很是兴奋了一阵：过去我从没机会接触工农大众，现在我可以生活在他们中间，同吃同住同劳动，跟他们谈心交朋友。多有意思！但事实证明我在一厢情愿。
每次我们下工厂或农村，总被安排住在会议室或小学校，白天还是跟本班学生一起干些基层单位硬为我们找来的杂活儿，晚上谁也不准离开住处四处闲逛。其实老师大可不必担心，我们还能闲逛到哪里去？在当地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谁会邀请我们去作客？晚上的时间真是闷极了。
到了后来，一听说要去工厂农村我就反胃，觉得这种活动劳民伤财，有百弊而无一利。从学生方面来说，我们得中断学习，离开家，天天睡在潮湿的地上，听凭蚊子跳蚤大肆吸血，临时伙房的饭菜难以下咽，无处洗澡，厕所也臭气熏天。而在接待我们的基层单位方面，我们帮不上他们的忙不说，还让他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有时他们只好让本地的小学停课，让出教室给我们住，又得小心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对当地人简直是个大包袱，但下边谁敢抱怨？接待我们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完成。
到了1964年，突然间全国大讲阶级斗争。毛主席发出指示，各级领导紧紧跟上，大作宣传。一零一中在政治运动中从来都不甘后人，于是便请来了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给学生做大报告，以激发我们的阶级觉悟。在此期间我们听到了许多悲惨的故事，有些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记得听一位老贫农讲述他家如何在荒年卖掉他了年幼的妹妹：小妹妹才6岁，出奇的聪明伶俐，她知道父母要把她卖给人贩子了，就流着眼泪苦苦哀求："爹，娘，你们不要卖我呀！以后我再也不说肚子饿了！我把所有的饭都给哥吃，我什么也不吃。求求你们了，可怜可怜我吧……"她的父母听了这番话也伤心欲绝，但实在没办法，一家人都在挨饿，家中一贫如洗，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拿去换了几个银元。后来小女孩又被转手，不知是被逼为娼，还是做了大户人家的丫鬟侍妾。或许她根本没能活下来。她被人贩子拉走时含泪的乞求几十年来一直回响在哥哥的耳边。
另一位老贫农和他的寡母相依为命。有一年冬天，母亲得了重病，儿子没钱为她延医买药，母亲奄奄一息，儿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受罪。一大母亲从昏迷中醒来，喃喃道："要是在临死前能喝上一口热糊糊该有多好……"当儿子的听到这里，奔到地主家求他们施舍一碗玉米面粥，但地主们都是铁石心肠，任他下跪磕头，仍不为所动。于是儿子只能在村里挨家乞讨，村民们都很穷，他很久才讨到一点儿吃的东西。等他跑回家时，母亲早就咽了气。她空着肚子，一个人死在冰冰冷的房间，儿子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不孝。
这种悲剧故事不厌其多。其中有一个曾给我惹下不小的麻烦。讲故事的老工人在旧社会是黄包车夫，有一次他病得厉害，而家无隔夜粮，不去干活，妻儿老小就没饭吃。老工人看看家人，只得咬咬牙下床去拉车。有人叫车了，是一位去戏院看戏的阔小姐。戏院很远，老车夫想快点儿跑，但他一会儿便上气不接下气，脚像踩在棉花堆上。汗水湿透了衣衫，他不但不感到热，还一个劲儿打颤。当他费尽全力把车拉到戏院门口时，戏已开场，阔小姐很生气，她根本不听老车夫的解释，一个子儿也不给就扬长而去。老车夫没有一丝力气再去和她争辩，一头倒在冰凉的人行道上欲哭无泪。他很晚才两手空空回到家，家里冷灶无烟，孩子们失望极了，一家人抱头痛哭……
听到这里，我大为动情："那阔小姐怎能这么残忍？没有一点人心！"如果换了我，决不会这样待人。我会像奶奶那么仁慈慷慨，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这个不幸的车夫，再给他雇一辆暖和的出租车送他回家，想想他的孩子如果见到父亲带回家可口的食物、崭新的衣裳，他们会高兴成什么样！他的妻子也会容光焕发，一下子年轻10岁！第二天，他家会有一位不速之客，是全城医术最好的大夫。大夫告诉他，有人已经付了钱，请他来这儿出诊。车夫的病很快就治好了，当然为他延医付费的不是别人，正是我……
以后类似的忆苦会还在接二连三地开，我总是一边听一边胡思乱想。有时我任思绪悄然远遁，取代了报告者未完的故事，编造出了一个个我更加中意的新版本。我对这种神游八极的白日梦感觉美妙，可惜好景不长。有天我惊醒过来：故事中，我一直把自己想作是乐善好施的阔小姐，怎么我从未把自己跟工人农民来加以认同？
这一发现使我吃惊不小，我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立场大成问题。在阶级斗争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立场，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剥削阶级一边！幸好及时醒悟，悬崖勒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以后我可得好好管住自己的想象力，别让它再出格了！
后来我便将这一插曲渐渐淡忘。就在我对自己稍有一点信心时，一零一中又开展了一场新的运动，叫"暴露第三层思想"。何谓第三层思想，我们的政治老师如是说：
"第一层思想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老师同学；而第二层思想你只会关起门来向最知心的朋友透点儿口风；至于第三层思想，它仅仅在你脑海中闪过。很多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然而你一旦抓住它，仔细剖析，你会大吃一惊。你不会向任何人承认你曾经有过这样肮脏、这样反动的想法！"
政治老师接着说："这第三层思想最危险。像癌细胞潜伏在你的体内，如果你不声不响把它掩盖起来，遇到合适的气候这种思想便会发展，会迅速蔓延，会害了你，毁了你！"听到这里，我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老师话锋一转，语气又温柔起来：
"对第三层思想，你怎么办？比方说，如果你发现身上有个肿瘤，你得告诉医生，让他给你治疗，开刀也好，吃药也好，只有医生是专家，最能给你对症下药。好了，我现在要你们认真找一找你们的第三层思想，把它写下来，下星期将报告交给我。"
他的话在我心中掀起一场风暴，我想到自己对劳动课的反感，想到我在忆苦会上编的那些故事，我知道我有"第三层思想"！我该怎么办？要不要写下来交给政治老师，还是装作没那回事？我若隐瞒它们，是不是对党不忠实？但如果老老实实，竹筒倒豆子，不免授人以柄，我怎能傻到这步田地？
我平生第一次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那时我才14岁，而我所受的教育又使我坚信老师总是对的。我父母会有偏见，会犯错误，但老师不会。特别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在我们眼里，他几乎是党的化身。我还听同学说他简直神了，可以看穿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这有点匪夷所思，但我的同学们也都不笨，他们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说不定他早已把我看穿，知道我的灵魂深处藏着那么多危险的想法？而现在他只是在考验我老实不老实，如果我隐瞒，将来大家都会知道我是个胆小鬼，撒谎，而且思想反动！
这样的前景使我不寒而栗，但我还没傻到甘愿出卖自己。周末到了，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迷迷糊糊做了个梦。时间似乎倒流了，我又回到童年，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艳阳高照，我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感到陌生。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是来春游的吗？那么老师和其他同学呢？突然我想起我们正在玩捉迷藏，同学们都躲起来了。我应该藏在哪里呢？我登时好生着急。
慌乱之中，我四下打量着：花丛太低，小树大细。我看到远处有一个亭子，等我一头冲进去，才发现它是用竹子搭的，纤细的栏杆什么都藏不住。而且亭子建在光秃秃的山顶上，公园里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眼睛，一双双眼睛射出的光像又尖又长的钉子，直刺过来，在我身体上扎出无数透明的窟窿。时间紧迫，我得赶快再找一个藏身之所。
绝望中我再次环顾四周，这次我兴奋地发现山脚下有个小茅屋。奇怪，早先居然没注意。我奔过去，很快躲了起来，茅屋里黑乎乎的，我松了口气，庆幸自己终于又安全了，那一刻我才看到我的双脚正踩在一堆大粪上。
我恶心得醒了过来，再也无法入睡，脑子里想着刚才的梦，这个梦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过去我常听别人说梦能预示人的运气，比方说，梦到水能发财，梦到火则会成功。也有不祥的预兆，梦到鞋子要倒霉，梦到掉牙齿，家里就有人会死。大粪在梦中出现，这个人一准儿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这个该死的梦弄得我比过去更加神经兮兮。
即使我这么六神无主，我也从未想到要向父母讨个主意。我知道他们若听我说起梦，准会笑我无知，若我再把事情当真，他们会为我的愚不可及而脸红。那会儿我和父母的积怨虽已冰释了几年，但我仍对他们怀有戒心，若对他们流露我的真实想法，焉知他们不会以此为证据，又得出结论说我不及小炼？就这样，我一直把烦恼埋藏在心底。政治老师说得对，第三层思想，是谁也不会告诉的。
交稿的最后期限到了，晚上，我拿了纸和笔，呆坐了很长时间。12点钟敲过之后，我草草写了几件不痛不痒的小事，第二天，我看都没再看就把思想报告交了上去。我一直在等政治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等着他揭露我的罪行……有好几天，我的右眼皮不住地跳，这是又一不祥之兆，中国人不是常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么？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政治老师没来找我的麻烦，眼皮也渐渐不跳了。我的心悬在嗓子眼好一阵，也慢慢回落到原位。我终于长长出了口气，甚至有些自鸣得意起来。毕竟政治老师是人，不是神，我这就把他骗过了，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且莫高兴得太早，还有他说的癌细胞呢？我的心又是一沉。也许我隐瞒了第三层思想，已经给癌细胞创造了滋生的条件，有朝一日我会被它活活吞噬。那时我可不能怪别人不来拯救自己，是我在自作自受。
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明白这个深挖第三层思想的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我问了不少同时期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并无此番经历。因而我怀疑这是我们政治老师的杰作。若非他对工作如此尽心竭力，我怎会年方十四，便做得这番恶梦？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我只等了两年多就报了这份仇，出了这口气。
在风暴中心1966年5月至12月间，也就是文革最初的7个月，我所经历的一切使我终身难忘。奇怪的是在当时，我几乎第二天就忘了头一天是怎么过的，身边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形势变化太快，我太激动，大欢欣鼓舞，太忙，太累，太糊涂，太不知所措……但这些当时忘却的情景并非一去不复返，有些事后来偷偷地潜回我的记忆中，使我蒙受莫大的痛楚和羞辱。我敢说这7个月是我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却又是最令人怀恋的日子。此前我从没对自己有过这么良好的感觉，此后也再不会有了。
"文革"一开始就使我激动，令我神往，是因为我突然感到思想解放了，说话自由了。过去一零一中的老师兢兢业业地教育我们，出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中最难的题来给我们做，然而我们的智力提高了以后又如何？比如说我们从来就不可以质疑老师得出的结论，如果有人胆敢这么做，即使他说得完全有理，也会被扣上骄傲自大、不尊敬老师的帽子而受到批评。与领导意见相左那就更不得了了，各级领导都是代表党的，反对他们就意味着反党，这个罪名足以把人送去劳改，关进监狱，甚至判处死刑。
如此，老师们制造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想把我们培养成聪明的、理性的、有头脑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迫我们做老师的小绵羊。他们这么做，实际是栽了一棵病树，不久就会尝到结出的苦果了。
"文革"在1966年5月爆发，我感到自己活像传说里的孙悟空，被一座大山压了整整500年，现在终于自由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了我们，允许我们造反。作为一个学生，我第一个要反的便是我们的班主任林老师，她除了教书还管我们班上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天天叫我们要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
班上其他同学可能还会以为我是林老师的红人儿。她教我们语文，时不时会在班上念我的作文，这倒不假。（当然，只有她和我知道即使是这些范文，她打的分也不会高过85，由此可见班上其他同学的分数会有多么令人沮丧。）她还选我作语文课代表，说明她对我这方面的信任。虽如此，我仍不喜欢林老师，她曾当众羞辱我，让我耿耿于怀。
我认为林老师就是毛主席所说那种与学生为敌的人。1965年我们去北京石景山首都钢铁公司劳动，有大晚上，突然有地震预报，上面让我们都坐在户外等消息，不得进屋睡觉。半夜时分，不见动静，凌晨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夜长得了无尽头，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坐了这么一夜，我昏昏欲睡，疲乏不堪，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放我们进到宿舍里，倒头睡一觉。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咕哝了一句："唉，怎么还不地震呢？"
谁料想这么一句有口无心的废话叫林老师听了去！她突然提高嗓门教训起我来：
"工人和贫下中农会说出这种话来吗？你想想地震会给国家财产造成多大损失，会有多少人员伤亡，你居然在盼望地震！只有阶级敌人才盼望地震！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儿去了？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儿无产阶级感情？……"
她滔滔不绝地说呀说，尖锐的声音驱走了每个人的睡意，不但我班上的同学听到，其他五个平行班的学生也都听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外面坐着，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我们。300双眼睛！我无地自容，只感到脸颊在发烧。我真想为自己辩解，想对林老师说她的话虽然听上去有道理，但我从来没经历过地震，根本想不出地震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困得实在支撑不住，想让整件事早点过去，而且我说话的时候半睡半醒。我根本不是盼望地震！
其实我最想对她说的是我看穿了她的用心，我这句随便发发的牢骚话像一片轻烟，本可一下散在晨风中无影无踪，现在却被她揪住这么大惊小怪地做文章，她无非想在其他老师同学面前显示她的政治觉悟，将来好借此作为政治资本来兑现。也就不管我有多么难堪，多么下不来台
当然如果我作如此顶撞，我大概是活腻了。这样一来我的麻烦还有完吗？我把转到了舌尖的话强咽回肚里，低下了头。热泪直欲夺眶而出，那是忿怒的眼泪，委屈的眼泪。我狠咬嘴唇，将它们忍住。林老师，咱们走着瞧，有朝一日我会跟你算这笔帐，你等着吧。
现在轮到受压迫的人扬眉吐气、伸张正义了。我当即拿起毛笔，蘸饱了墨汁，写下一张长长的大字报。用了林老师教我们的一些修辞手法，控诉她对学生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与学生为敌，用高压手段抑制不同意见。我写完后给班里的同学一看，他们大表支持，纷纷签名。随后我们就将大字报拿到林老师家贴在她屋里，让她白天晚上读个仔细。这当然不能算作泄私愤，这只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如果林老师为此有几个晚上睡不好，那她也该！这场革命不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么？不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尤应"触及灵魂"。
林老师虽然算不上好老师，但她还不是最坏的。平空搞出个暴露第三层思想的政治老师比她更坏！过去学生中盛传他能看穿别人脑子里的想法，所以做起思想工作来百发百中。现在真相大白了：有位初三学生贴出了一张惊人的大字报，揭露他怎样会有这种特异功能的，那真是让我猜一万年也猜不出，原来他趁我们出去做课间操的当儿偷偷翻看学生的日记！写大字报的同学这天突然身体不适，提前回到教室，他亲眼看见政治老师将一本学生的日记从课桌里抽出来大看特看。这个学生当时不敢声张，政治老师正是他们的班主任。
这位老师的所谓"政治思想工作"原来如此！它除了教人卑鄙和虚伪，还能教我们什么？过去我们那么尊敬他，他竟为我们树立这么一个榜样！想想他给我制造的那场恶梦，义愤油然而生。拿起笔作刀枪，我也给他来了一张大字报。
几天之内，大字报像雨后春笋遍布校园。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工人，人人都投入了写大字报的热潮。埋藏得很深的隐私和污垢统统都挖出来曝光，每天都有令人震惊的新闻传出。教师头上神圣的光环，原可上溯到2500年前的孔子，现在消失殆尽。老师必须放下臭架子，向他们的学生请教；连父母都得向子女学习。当官的以前高高在上，现在须得洗耳恭听老百姓的意见。天地颠倒了，美猴王横空出世，法力无边。一场大革命已经发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回想起来，"文革"开始时我感觉相当良好，体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优越感。但就在这些新鲜的自由和热闹之下，我也遇到了使我深为不安的情形。
7月的一天，我去学生食堂吃午饭，快走到喷泉的时候，远远瞥见那儿围了一群人，便走近看看发生了什么。喷泉过去是我们学校的一景，飞溅的水花飘忽在风中，背后映衬的是摇曳的绿色垂柳，周围空气洁净清新。在北京，这可不是普通中学能够享受到的奢侈。"文革"开始后，喷泉的水源被关闭，水池底部积了厚厚的一层淤泥，夹杂着乱抛的纸屑和玻璃碎片。
此时我看见一位中年教师正在喷水池里，衣服泥迹斑斑，头部鲜血淋漓，周围有一些学生在向他扔砖头。他左闪右避，在泥浆里爬来爬去，不觉中，绕着喷泉转了一圈又一圈，像动物园里关着的野兽。目击此景，我一阵强烈的反胃，如果不是立刻掉头走开，我差不多要当场呕吐出来。我没心情再去吃饭，一丁点儿食欲都没有。
回来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六神无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文革"中打人，被打的而且不是生人，就是我们中学的老师。我是不是在同情他呢？也许有一点，也许根本没有。毕竟我对他毫无了解，万一他是反革命或坏分子呢？万一他真犯了什么弥天大错，因此罪有应得呢？所以还不单单是这位老师的遭遇使我忐忑不安。那么究竟是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对刚才一幕的丑恶不堪忍受。就是这么回事！从前我读小说，看电影，里面讲到英雄受难时，总是那么壮烈，那么崇高，给人以浪漫和美的遐想。但是在现实中，在我眼皮底下，这种折磨竞表现得这么肮脏，这么卑劣。我真希望我什么也没看到，以免破坏我心中的英雄梦。
这位教师大难不死，但另一位教美术的陈老师却没这么好运。陈老师瘦高个，黄皮肤，留着长发，那是颓废的标志，所以有人说他像电影里的间谍。他总是神情忧郁，抽烟抽得很凶。"如果一个人不是心怀鬼胎，不是对新社会不满，他干嘛这么一天到晚不停抽烟？"一个同学这么问我，期望着我的由衷附和。"
更别说他过去还让学生照着裸体女人的石膏像画素描，分明是毒害我们青年！"就为这些"罪名"，他被一群高年级学生活活打死。
我听到这个消息，再次感到极度困惑。整件事简直就像一个拙劣的玩笑，可这却不是玩笑！陈老师头一年还在教我们，他不像林老师，爱做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不曾与学生为敌。他彬彬有礼，为人宽容，如果学生显出一点绘画天分，他会非常高兴，但即便学生没有艺术细胞，他也不会为难他们。就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竟莫名其妙地成了文革中我认识的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人。
住在陈老师旁边的蒋老师教地理，陈老师高高瘦瘦，蒋老师却矮矮胖胖。两人都是单身汉，又都教辅课。"文革"前，蒋老师有两个特点广为人知，一是他的不修边幅，二是他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只带一支粉笔。然而，很多同学都认为他是一零一中最有学问的教师，他的大脑袋里装满了地图和书籍。如果说蒋老师从前就颇得学生敬佩，那么"文革"开始，陈老师被打死，蒋老师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到了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在全国大串联。出发前，人人都想从蒋老师那里讨得几条锦囊妙计，回来后，我们去找他聊天，回赠他几段路途的见闻，能借机在蒋老师面前显露一下我们的见识总让我们得意非凡，这样在8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蒋老师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欢声笑语隔着宿舍楼的池塘都能听见。晚上，他房间的灯光总要亮到一两点。艺术给陈老师带来灾难，地理却给蒋老师以福祉。
1966年间，与那些对自己生命都把持不定的老师们比起来，我们学生突然威风了许多。即将来临的入学考试取消了，现在时间完完全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一转变非同小可，过去总是老师。家长、领导叫我们做这做那，学校的课程门门都是必修的，时间排得很紧：一天6节课，一星期上足6整天。将来上大学也自由不到哪儿去。大学毕业后，国家会给每个人分配工作，人人有只铁饭碗。不论你喜不喜欢，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
一夜间，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老师、家长、领导居然通通靠边站了，现在我们自己说了算，自己定计划，自己来执行。那么我们在学校该做些什么呢？课自然是不上了，就围在一起讲家史。当然在会上发言的全是干部子弟，其他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吴的女生所作的发言。1942年日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当时吴的哥哥只有几个月大。他长得可爱极了，白白胖胖的圆脸，跟他妈妈一样有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他妈妈管他叫宝宝。宝宝的妈妈日盼夜盼，就盼孩子的爸爸早点从前线回来看看他的第一个孩子。
爸爸未进门，日本鬼子先来了。吴的妈妈抱着孩子跑进了大山，跟其他人一起藏在一个山洞里。日军在搜山，越逼越近。这时孩子醒了，张嘴就要哭。他妈妈情急之下，只能用手捂住婴儿的嘴，若被鬼子发现，所有的人都性命难保。
孩子急了，本能地使出全部力气反抗。他的小脸憋得通红，然后发青。他的小手紧紧抓住妈妈的手，想把它推开，呼吸自由空气。他两条胖乎乎的小腿拼命乱蹬。他母亲万箭穿心，但她不敢松手，直到日本兵离去。而那时，孩子已经在她怀里变凉了。
吴哭了起来，我们也都掉下了眼泪。
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我能理解，还不是为了她哥哥。他死得这么冤，这么惨。他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这么个白壁无暇的孩子，竞也被父母奉献给了革命。吴和其他兄弟姐妹也许都很聪明可爱，但怎么都比不上这个死去的孩子……
当然这不是那天我们和吴一起哭的原因。我们流泪是因为被父兄们的英勇奋斗、壮烈牺牲所感动。这样的家史故事我们听得越多，就越坚信：倘若我们允许革命倒退，国家变修，万恶的帝国主义和豺狼般的国民党就会卷土重来。就像30年代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把我们统统斩草除根。那时他们不但会杀害我们的父母，连我们也不会放过，以绝来日复仇的后患。
我突然觉得这些同学比我的亲兄弟姐妹还亲，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今天我们在教室里一起流泪，明天我们在战壕里一起流血。"文革"前，我对他们毫不信任，把他们一个个都看成竞争对手，如今我却愿为他们中的任何人牺牲性命。
其实使我们热血沸腾的不是对死的畏惧，而是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毛主席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担在我们肩上。苏联和东欧已经改变了颜色，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坚持马列主义。若我们拯救了中国的革命，我们就创造了人类的历史。我们要铲除官僚和腐败，取消一切剥削和特权，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党政机关……总之我们要让中国变得更加纯洁，更加民主，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类历史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
除了讲家史，我们每天就是骑自行车到北京各大中学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林彪、周恩来、江青都曾露面作演说。我第一次听到"红卫兵"这个词是在6月下旬的清华附中，比大部分中国人听说这个词要早近两个月。一个多么教人为之神往的字眼！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自行车越骑越慢，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新概念。后来我们干脆把自行车停在一条小河边，当时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红领巾撕开，把撕出来的红布条缠在左臂上，像20年代的工人纠察队一样。这样我们就算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工作组的反。打这一刻起，我们不经任何人批准就把自己变成了红卫兵。
街上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我们的新装束：父母穿过的褪了色的旧军装，红袖章，帆布军皮带，绿军帽，女孩也像男孩一样把帽舌压得低低的。人群中有向我们微笑的，也有向我们挥手的，他们的眼神透着惊讶、新奇、激动和羡慕。我想我没有在他们脸上看到恐惧？？那时还不曾有。
行人向我们微笑，我们也报以悦色，感到神采飞扬。我们的眸子闪亮，目光清澈，脸颊红润。每人都骑着一辆锃亮的新车，飞驰而过，军装、袖章被风吹得噗噗作响。当时自行车算是奢侈品了，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父亲送给我一辆新车来表示他对"文革"的支持，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或者毋宁说是希望，"文革"能纯洁党的队伍，挽救中国的革命。）
时不时地我们同时按响车铃，散发出一长串的叮吟声。我们不是要行人让路，也不一定是想引起人们注意，仅仅想听那悦耳的铃声。铃声直上云霄，清脆欢快，像一群带哨的白鸽在蓝天上盘旋。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铃声竟成了一曲前奏，不久便引导出一场吞噬全国的暴风骤雨来。
1966年8月18日，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头天晚上午夜过后，我们从一零一中徒步出发，拂晓前到达天安门广场。在黑暗中，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毛主席究竟会不会来，是悬在每个人心中的大问题。星夜璀璨，我们唱起了歌：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我们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歌里，毛主席爱人民，他一定能听见，这可是我们的肺腑之音。
也许他真听见了，凌晨5点，东方将明，像奇迹般他突然走出天安门，走向广场，和他周围的人握手。广场顿成欢乐的海洋，所有人都在叫"毛主席万岁！"我身边的女孩哭，男孩也哭，我热泪奔涌，视线模糊，看不真切。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太高了，我们在下面的观礼台看不清楚。
于是我们热切地齐声呼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他听到了，走过来站在天安门一角，向我们挥手。这下我可看清楚了，他一身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和我们一模一样。我热血沸腾，和广场上百万人一起雀跃欢呼，那一刻，小我不复存在，一切人我之间的障碍都不复存在。我像一滴水终于汇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奔腾澎湃，永不止息。我不再孤独。
当晚，我们自发地在一零一中狂欢庆祝。篝火旁，人人都扭起了秧歌。没人害羞，没人怕自己跳得不好。到这会儿，我们已经4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我却仍感到精力充沛，别人也毫无倦色。跳了几个小时的舞，我又一路骑车回家，跟父母分享这巨大的幸福。这些日子他们也不怕半夜三更被我吵醒了。事实上，他们还叮嘱我不管什么时候回家，都要叫醒他们，告诉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
见到毛主席极大地鼓舞了我的革命热情。第二天，我们几个红卫兵伙伴在一起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如果我们热爱毛主席，光叫口号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得采取点儿行动。可是采取什么行动呢？到了这会儿，一零一中的老师都已批过了一轮，有的进了牛棚，连老校长王一之也被拉下了马，因为她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有牵连。在校园里我们已找不到什么对象可供造反的了。于是有许多红卫兵冲出校门到社会上去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我们怎么办？破"四旧"吧，可是得先找到目标。我建议去附近的饭馆儿移风易俗，大家都说好，一行人跳上自行车，绝尘而去。
饭馆里的食客见一彪红卫兵突然闯了进来，不由一阵紧张。到了8月，人们开始害怕这些呼风唤雨、到处制造红色恐怖的年轻人了。饭店里顿时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都盯在我们身上。
我向前迈了一步，煞有介事地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接着我就开始即兴演说了："同志们，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所以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我们尤其不应该像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那样让人伺候。从现在起，想在这个饭店吃饭的人必须遵守新的规则：一、自己去窗口拿饭菜；二、自己端到桌上来；三。自己洗碗洗碟子；四、要的饭菜必须吃完。否则，不准离开饭店。"
我一边说，有几个顾客一边开始变色，额头都渗出汗来了。他们点了大多菜，现在他们得在红卫兵众目睽睽之下吃完所有的饭菜，这可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事儿。不过顾客们没人敢跟我们争辩。顶撞一群霹雳火似的红卫兵，那他真是活腻了。于是他们个个埋头猛吃，肯定有人为此得了消化不良，但我觉得他们活该，谁让他们在饭馆儿摆谱，点了饭菜吃不完，浪费劳动人民的血汗。这下给我们逮住，让他们丢丢丑，下次接受教训！
就在我和战友们在饭馆儿破"四旧"的同时，其他红卫兵正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抄家活动。一时间捷报频传：红卫兵抄出了枪支弹药、变天帐、金条外币、黄色书刊等等。听到这些消息，我那个小组的同学坐不住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对抄家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我也没往深里分析，只道："我们在饭馆儿闹革命，不也有很多事干么？"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大街上被一个老太太拦住，她叫我们跟她一块儿去一户大资本家的家中破"四旧"。对此我们却也不好拒绝，于是跟她去了一位知名华侨的家里，原来她所谓的"四旧"只是一些花花草草而已。
我们走进一个偌大的院子，庭荫蔽日，碧叶飘香，芋绵婀娜的竹子倚着太湖石，鹅卵石曲径通幽处，兰菊丛生。回廊边，有一架藤萝，古色古香的鱼缸里，金鱼在睡莲下悠游……
奇怪！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来过，为什么似曾相识？难道我在梦里到过这个院子？……
我进而恍然大悟：这个院子十足像是奶奶家的格调。奶奶的家恐怕早被人抄过了，可能还抄了不止一次。还在那儿住么？有没有被赶出去呢？现在不知她身体怎么样了，还有那些花，她和姑姑种的那些牡丹月季……想这些又于事何益！我现在反正也帮不了她的忙，她是资本家，我是红卫兵，得跟她划清界线。
眼下的问题是拿这些花草怎么办？砸烂它们！连根儿拔了它们，再踏上一只脚？花鸟鱼虫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未来的新世界里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地。我的伙伴们都已经动手了，我可不能落后。
于是我举起一个花盆，朝太湖石摔过去，乓！声音震得我心一跳。别怕！万事开头难。乓！乓！其实也没什么。我这不就砸起来了，我还可以再砸下去。说真的，摔花盆原来这么解气！以前谁又会料到呢？……
摔了一会，我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于是我们勒令花园的主人在三天内自己把剩下的花草处理完，并保证几天后一定会回来检查。就这样我们扬长而去，身后是一片狼藉，破瓦碎砾，落英残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回家的路上，钟馗遇上了捉鬼的：我被一路不认识的红卫兵迎面拦住，他们指着我的长辫子说这也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我环顾四周，当街两边的红卫兵手里都拿着剪刀。任谁留了长发或头发带了卷儿的，都被他们一一喝止。随即操起剪刀，在周围看热闹孩子的嘘笑声中，当场三下两下把头发剪短。我不由涨红了脸，在街上被人剪头发真是太丢丑了。我于是求他们，保证一回家马上就自己剪。他们放过了我。作为权宜之计，我当即把辫子盘在头上，用军帽遮得严严实实。
我生怕走在街上还可能碰到其它事，便径直回了家。一进门，见二姨一脸晦气，原来她也在街上看见红卫兵剪别人的头发，吓得她不敢出门，眼看家里的青菜萝卜就快告馨。
"叫我怎么办呐？"她问我，"我要是剪了头发，不成老妖精啦！一头的老白毛扎煞着，还不吓死人？"她一脸愁容使我想到二姨自小就留着头发，婚前是一条油光水滑，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婚后改成盘在脑后雍容典雅的发髻。即使在瑞士，她也从未变过发型。可是眼下，她和我似乎都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想在街上丢脸惹事，还是在家里自己处理为妙。
就在二姨和我相互剪头发的同时，父母则在厕所忙着烧东西。想法都是一致的：与其被人抄出来，既惹麻烦又没面子，不如自己先把"四旧"除掉，防患于未然。于是他们把几本旧书烧了，还烧了一些过去的信和照片，灰烬从厕所冲了下去。这叫未雨绸缨，实为明智之举。谁也说不准下次抄家会挨上什么人，作最坏打算大抵是不错的。
我家似乎突然人人自危起来。连11岁的小炼都陷了进来。他的麻烦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小炼3年前在一个堆放木材的货场地里玩捉迷藏时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它小得连牛奶都不会喝，二姨教我们将牛奶倒在瓷汤匙里，让牛奶沿着匙柄的槽慢慢流进小猫的嘴，它尝了尝，还行，于是往下咽。日复一日它长成一只大猫，黄色的毛间杂了黑色条纹，前额有三条横线，活像汉字里的"王"，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虎子。
虎子的生命现在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宠物也被列入资产阶级范畴。那天早上，炼收到了邻居家孩子的最后通牒，通牒说我们若在三天内还不把虎子处理掉，他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这下我们慌了神，虎子是我们家的一份子，我们总得给它留条生路吧。
二姨建议我们将它装在布袋里，带到很远的地方，把它放了，让它变成野猫算了。这个主意不坏，但我可不愿被人看到一个红卫兵偷偷摸摸在书包里藏只猫。我吩咐小炼去干这事，自己回了学校。"文革"伊始，我便在学校宿舍弄了个铺，晚上几乎都呆在那儿。
几天后我回家，二姨告诉我虎子的悲惨下场，小炼躲在一边，不理我。当小炼提了布袋出门，被那几个下最后通牒的孩子看了个正着，他们见布袋在蠕动，猜到是猫藏在里边，于是他们抢过布袋，水流星般地转了几转，狠狠地砸在砖墙上。"喵！"虎子惨叫一声。男孩们开心极了，他们一次次将布袋砸在墙上。小炼哭丧着脸求他们住手，没人肯稍加理会。虎子的血把布袋染得斑斑点点，墙上都留下了深色的印痕，它还活着，叫得一声比一声弱，一声比一声可怜。猫有九命，算它倒霉了。顽强的生命力只能延长它的痛苦，给这帮男孩增加几分快乐。嘭！嘭！虎子终于没声没息了。小炼跑回家趴在二姨身上哭了好久。
我家的猫被恶作剧地弄死后一星期，一个我唤她作姑妈的邻居自杀了。那天我正巧在家，忽听得一阵喧闹，探头看去，楼下站了许多人。我一下楼，清清楚楚看到姑妈把自己吊在厕所的水管上。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印在我的记忆中再也抹不去。
她为什么自杀？没人知道。死之前，她是学院的打字员，本本分分，不惹是非，既没有历史问题，也没人和她过不去。人们猜她的死是为丈夫的缘故。
她与丈夫的爱情故事颇有戏剧性，我听母亲说一位作家曾经采访过他们，想为他们写本书。姑妈的丈夫，我称作姑丈的，是法语系的教授。我过去很喜欢他，因为他举止斯文，涵养极好，藏书又丰。却不知为何，最近查出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他年青时在法国参加过共产党，但后来脱了党，远离政治，因此他被指控成变节分子。后来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姑丈的故事，使我觉得他果然有几分像我在革命小说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些贪生怕死的叛徒。
故事说就在姑妈自杀后，姑丈也动了轻生的念头，他去了颐和园，一头扎进湖里，可是他跳的地方水太浅，不一会便爬了上岸，说这儿的水实在太凉。学院的人把这事传为笑柄，连二姨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姑妈这么个弱女子，决心恁地大，而姑丈这么个大男人，连这点子勇气都没有。"
这话有些不祥之象，说真的，我当时就有所觉察。几天前，附近的农业大学里一个保姆自杀了，她可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那她又为哪般？
她可以说死于破"四旧"。近日来这场群众运动又揭开了一个新篇章，其实这倒有点合乎我的想法：过去资产阶级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让别人伺候。新社会这种生活方式应该彻底破除，劳动人民不应再受资本家的剥削。于是定下个新规则，规定资本家不准雇保姆，而不是资本家的实际上也雇不成保姆，因为雇了保姆就意味着你成了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这样一来等于说什么家庭都不允许雇佣保姆了。
结果就逼死了那位老太太。她没了工作，又没孩子赡养她，就算存下一点儿养老的钱，另一个新规定又把这些钱冻结在银行里。
二姨也面临着完全同样的窘境。她来我家时才46岁，现在她62岁，儿子死了，女儿又音讯全无，按说她已步入老年了。目前她所有的钱都冻结在银行里，能不能、什么时候能取出这笔钱，都是未知数。红卫兵定出的要所有保姆走人的期限却越来越近，二姨教我感到不安，我怕看她的眼睛，它们看上去一下子离我非常遥远，似乎存在于另一世界，我捕捉不到她的目光，而且她还总说些奇怪的话，诸如决心什么的，她不是也……？
二姨走的前一晚（幸而她还留着老房子，不致无家可归），父亲把全家召集在一起，十分严肃地向二姨保证，只要她活一天，我们就赡养她一天。虽然她现在不得不离开，但她永远是我家一员，她不必为老来无靠担忧。
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至今我仍为30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夜父亲说的这番话叫好。那时北京就有成千上万名保姆被赶出雇主的家门，全国就更不计其数了，但能作出父亲那番慷慨承诺的雇主能有几人？
二姨虽然什么也没说，但她很感动。此后她便一心一意把我家当成了她自己的家。她不是负担，而是支柱，在我家风雨飘摇的10余年中，为我们苦苦撑着它，直到耗尽全部精力。
本文选自《吃蜘蛛的人》，（美）杨瑞／著，叶安宁／译，南方日报出版社
精选文章推荐
▲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社会纪实
童年回忆、青春往事、上山下乡、知青岁月、知青历史、返城生活、人生经历、光阴故事、老年生活……
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和老照片
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
点击▲ 关注老知青家园、阅读往期文章